推进体育和自然环境的
体育生态学研究
摘要:
体育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正受到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全球体育部门的各个体育组织和赛事组织必须在两个主要方面应对气候变化:(1)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从而缓解气候变化,以维持各个体育组织和赛事的所依赖的环境(2)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变化以保持体育活动的可持续性。本文从这两个方面考察了以前的研究,并确定了可以为未来研究提供信息的空白点,以促进我们对环境体育管理或体育生态主题的理解。然后,本文讨论了针对气候变化的实际和可衡量的应对措施,使用体育管理以外的其他学科的例子以加强这些研究方向并为行业实践提供信息。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环保运动的第四波浪潮正在兴起,体育组织面临内部和外部压力,要解决其既定的环境价值观和组织运营(例如短途航班、碳密集型赞助商)之间的矛盾。本文在最后提出了关于这两个方面的建议,以吸引粉丝参与有意义的气候行动,并取得示范性成果。
关键字:
体育与环境;运动生态学;环境影响;气候适应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体育与环境研究的扎根;明确体育对环境的影响;通过气候适应采取的行动;环境行动的沟通与参与;体育运动中的环保主义浪潮;体育与环境研究的未来成果。
在上篇中介绍前三部部分的内容,本篇将带来后三个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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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环境行动的沟通和参与
体育是社会变革的伟大传播者和平台,它延伸到环境可持续性和亲环境行为。Inoue&Kent(2012)表明,体育是向球迷宣传环保信息的坚实平台。这一研究方向在不同的体育背景下得到了扩展和接受(Casper,2020;McCullough,2023)。尽管让粉丝参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工作可能很麻烦,但这些研究人员已经证明,体育迷在体育背景下可能比在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更容易接受环境信息。因此,可以利用体育运动在体育赛事和日常生活中促进亲环境行为(Casper,2020)。
环境传播文献可以帮助宣传活动信息和体育赛事对亲环境行为改变的影响(Cox,2013;Hurst & Stern,2020)。随着体育组织开展强有力的环保工作,他们让球迷参与环保倡议和运动(McCullough,2016)。体育领域的这些新举措也为赞助清单开辟了新的机会(McCullough & Trail,2023)并为赞助商提供了漂绿的倾向(Miller,2017)和运动洗涤(Fruh,2023)的可能。例如,赞助商可以利用体育赞助来传达更清洁的形象,将公众舆论从赞助商的碳密集型生产或商业模式转移到更环保的模式上(Sherry,2022)。需要更深入的理解,才能在合法性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以促进体育运动的环境可持续性,以及一项运动的平台,以影响球迷和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更注重环境可持续性。如果没有这种理解,体育组织和赛事就有可能过度扩张自己,夸大其组织对环境的贡献,从而削弱其在环境可持续性问题上吸引公众参与的影响力。
毫无疑问,批评者(即学者、公众)将质疑体育组织的目的和动机,质疑他们参与了一些人称之为产生商誉和更多收入(即企业社会责任)的空洞策略。需要进行批判性研究,以检查漂绿或运动清洗有效的条件及其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这不是为了鼓励这种做法,而是为了展示协会是如何欺骗粉丝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可能是,球迷确实关心他们的球队在道德和环境上的责任(参见拜仁慕尼黑的例子),但还没有达到球迷参与消费者行动主义的程度(Hawkins, 2010),并且因为球队在环境方面的无所作为或绿色宣传而停止支持他们的球队。体育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为这一论述做出贡献,以了解一个组织的动机是否需要利他主义以造福环境,或者是否可以有其他正当理由来减少体育组织和赛事的影响。例如,研究人员可以探索为什么体育迷不那么积极和直言不讳,以鼓励他们的球队对环境更加负责。
体育社会学的观点将有利于这一研究方向,例如Leslie Howe,Brian Wilson,Brad Millington,jay johnson等人的工作成果。例如,Howe(2019)强调,体育运动参与者经常将自然作为他们参与和享受体育运动的目的,而不是将自然本身视为他们参与和从事体育运动的目的。Howe的观点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维持体育运动,而不是我们如何同时维持体育和自然。同样,Millington&Wilson(2013)探讨了高尔夫产业的演变,以及该行业或个别高尔夫俱乐部的环境主张与其实际资质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工作是探索体育如何在审查下变得对环境更负责任的重要基础,但在维护体育和商业(即高尔夫球场)的同时证明环境资格的持续压力。随着体育组织继续他们的环保工作,他们将鼓励其既定价值观和运营的收缩,导致体育运动中的新一轮环保主义浪潮(McCullough,2016)。
05体育运动中的环保主义浪潮
McCullough(2016)以波浪为类比,描述各个体育组织如何通过其环境运动从意识和参与(第一波)、知识创造和进步(第二波)到战略发展和参与(第三波)取得进展,同时注意这些运动可能会倒退(即退潮),尽管努力推进(即流动)。也就是说,一个运动实体在海浪中的进步不是一个静态的“升级”,而是一个可能发生挫折的动态过程。例如,COVID-19大流行表明环境可持续性运动的进展明显退潮(例如,重新引入一次性塑料;Borg,2022),同时提供简化业务运营的新机会(例如,数字票务;Smith & Skinner,2022)。
研究人员使用波浪类型学来描述他们的实证工作(Daddi,2022;Hugaerts,2023;Trendafilova,2021)。正如McCullough(2016)在原始论文中构建,波浪类型学捕捉了各个级别的体育运动,从单个体育组织到联盟、国际联合会,甚至全球体育部门。这些回报可以集中在那些通过达到或超过预期来增加财务回报、减少环境影响和加深粉丝商誉的回报上。研究人员可以帮助推进这些努力,以确保从业者考虑所有相关的,或者可能确定被忽视的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这些观点可能会增强和全面提出更强大的战略计划,坦率地说,这些战略计划是公平的,也是可持续的。
战略规划对于成功部署可持续发展计划至关重要。尽管如此,体育组织仍然严重缺乏环境战略计划,包括近一半的《联合国体育促进气候行动框架》签署方。尽管如此,重要性评估的理论和方法正在取得进步,以公平地确定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并优先考虑体育组织的可持续性举措(Dietrich,2022)。
然后,第三波的策略成为一种评估环境价值如何通过学习过程渗透到组织中的方法,以至于组织质疑其其他方面和运作方式。制度压力可以促进组织的这种反省(Babiak & Trendafilova,2011;McCullough & Cunningham,2010;Todaro,2023),这可能会质疑既定环境价值观与组织在行动中的价值观之间的矛盾。道德化的过程是描述第四次浪潮的框架。
道德化过程
道德化的过程概述了某些行为或商业实践如何与道德价值观相关联(Rozin,1999)。这个过程可以将道德行为或价值观从可接受变为不可接受,或者将不道德行为从不合适变为可接受。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媒体、教育和行动主义来推动。道德化浪潮和可持续发展价值观在整个体育组织的渗透中,由于与新兴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不一致,允许重新审视标准化做法。例如,一些体育组织质疑建造新设施的必要性,而是选择翻新现有设施,从而大大减少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同样,外部利益相关者(例如球迷)可能会向体育组织施加压力,要求其实现其既定的环境价值观。例如,体育迷和媒体机构对各种运动队施加了社会和政治压力,因为他们所宣称的环境价值观和行动不一致。例如,巴黎圣日耳曼的一名球员和教练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时,嘲笑了采取比短途航班碳密集度更低的旅行选择的前景(Monde,2022)。同样,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和媒体也指出,尽管通过红色之路积极宣传其环保证书,但球队乘坐33分钟的飞行而不是乘坐大巴是虚伪的,并指出俱乐部“在世界各地拥有数百万追随者,我们很自豪能够认真对待‘环境影响’问题”。此外,拜仁慕尼黑球迷抗议选择将球衣赞助商扩展到卡塔尔航空公司,原因是考虑到这家国家支持的化石燃料密集型公司的社会和环境因素(Fahey,2021)。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网球协会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即气温升高、野火、空气质量差)结束了与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公司桑托斯的合作关系。澳大利亚的无板篮球运动员抗议矿业公司汉考克勘探公司(Hancock Prospecting)的1500万澳元赞助,导致赞助被取消。
这些例子凸显了组织价值行动的差距(Todaro,2023),在管理行为之间有时是自称的价值观。尽管如此,这些例子表明,压力越来越大,要求更广泛的体育部门和个别组织在争取环境合法性时考虑环境的不和谐。结合推进组织环境价值观的全面战略计划,这些压力将导致第四次浪潮,即组织在基于真正的环境可持续性价值观的新思维方式下运作。
体育运动中的第四次环保主义浪潮
体育组织进入第四波浪潮,因为他们的环境价值观与赞助选择、采购和运输的决策过程之间存在不协调。Mallen&Chard(2011)将其描述为可持续性悖论。在这个悖论中,参与环境可持续性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可以持续改进。在这股浪潮中,组织将面临解决这种不和谐的问题,并考虑到他们的环保主义道德,使其业务运营合理化。如果组织在这股浪潮中取得进展,他们可能会接受去增长和循环经济的运营方法,因为他们放弃了对深度整合环境可持续性的阻力,采取了更积极主动地参与气候行动的道德化逻辑。
体育部门内环境运动的道德化决定了组织以及更广泛的体育部门如何接受和制度化环保主义。这股浪潮凸显了体育部门(即地方体育对国际组织)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以确保整个组织环境工作的真实性和一致性,同时避免漂绿的倾向和运动洗涤。内部清算能够确保他们的行为符合其既定的环境价值。这些改进包括改进采购程序和政策、选择翻新而不是新建设施、选择碳密集度较低的运输方式、终止与赞助商(例如化石燃料密集型行业)的不一致伙伴关系,以及其他价值一致性。环境价值观的社会和组织转变以及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将推动变革。与以前一样,这一波浪潮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成熟的机会,可以探索体育领域的现象,因为它面临着气候变化和行动的紧迫性。
06体育与环境研究的未来成果
围绕环境体育管理或体育生态学的研究似乎相当有利。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正在进入这个领域,采用新的、重要的跨学科、理论和方法论方法。正如McCullough&Orr(2020)的论文介绍了体育生态学的分支学科,许多学科可以与体育管理相融合,以了解如何最好地保护自然环境和体育运动。未来的研究领域,包括那些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领域,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文献综述文章中进行了概述(Chard,2013;Cury,2023;Mallen,2011;Trendafilova&McCullough,2018)和期刊的专题特刊(Breitbarth,2023;Bunds,2018)。同样令人鼓舞的是,SMAANZ、NASSM和EASM得到了支持,它们将环境可持续性作为会议摘要的研究类别。
虽然体育生态学不是一个专属的研究方向,但对于那些利用他们的背景和研究方法知识与从业者进行研究的人来说,则为他们参与体育管理研究的这一新课题提供了机会。然而,这里缺少的是更广泛的文献知识、坚实的理论基础、严谨的方法和实际意义的启示,以更深入地了解现有研究的广度。简而言之,为了推进体育管理学院的体育生态学,我们必须从有趣的研究课题转向重要的研究课题。
未来的研究
如上文所述,体育生态学研究将采用其他学科更广泛的理论和方法论方法。研究进展将基于研究人员对这些重要问题的严谨性。运动生态学研究的广度已经建立并得到认可(Mallen & Chard,2011;Cury,2023),但它的深度还将进行进一步研究。未来对体育生态学主题的研究,就像上文从环境影响、体育的社会影响和适应中概述的那样,需要考虑外部环境(即社会、政治、经济)以提供更深刻的重要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推进行业实践。
环境影响
如上所述,评估体育组织和赛事对环境的影响仍然更加清晰,尤其是在“范围3”碳排放内。由于“范围3”碳排放占体育赛事排放量的大部分(Dolf&Teehan,2015),探讨哪些因素适用于体育部门是值得注意的。有必要探讨谁有责任减少“范围3”碳排放,因为它们超出了体育组织或赛事的控制范围(例如,体育赛事或航空公司是否对航空旅行产生的排放负责?体育赛事或酒店是否对酒店住宿产生的排放负责?)。考虑更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估(即““范围3”碳排放)并确定体育赛事减少“范围3”碳排放的责任将决定单个体育赛事或体育部门的集体排放是否重要。这种调查方式可能会影响体育部门为减少这些排放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同时出于经济和环境目的提高一般运营的效率。在这一点上,体育组织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努力将显著减少排放。在关注环境的体育从业者中,有一句俗语是“对环境最可持续的赛事是永远不会发生的赛事”。然而,建议将精英阶层的体育活动消除为娱乐层面是不切实际或不可行的。因此,为了保护我们所知的体育运动和自然环境,适应是必要的。
气候适应
体育运动必须认识到,它正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要维持各个体育组织或赛事所处的环境,另一方面要维持体育运动免受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威胁着体育运动(Orr,2022)。然而,尚不明确的是,个别运动如何面对这一战线(即气候适应),同时寻求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的领域可能无法完全暴露在这些风险中。因此,研究人员应该结合RCP情景,而不是过去的单一方法。这些不同的气候情景对于描述对体育运动的可能影响是必要的,这可以促使从业者采取更直接的行动。研究人员还可以测试Orr和Inoue的(2019)体育组织的气候脆弱性框架以及在各种情况下提高适应能力的方法。研究人员可以研究体育管理者对这些风险的看法以及他们组织的应对能力(即适应)。然而,单靠自身的适应并不能使这项运动面向未来;意外后果定律指出,解决一个问题将导致其他问题。因此,气候适应将产生额外的问题,研究人员可以在出现时寻求预测或调查。例如,现场管理人员可以安装人造草坪,以在降雨量增加的环境中保持场地条件。尽管如此,人造草坪仍会因感染、排放和中暑的增加而对运动员产生不利的健康影响。随着体育运动(如冰球)从自然环境转向人工环境(即室内),这些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的经济成本和环境影响给已经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带来了新的可达性问题和新的环境需求。研究人员应该探索气候适应的意外后果的悖论,特别是与运动员和参与者有关的悖论,维持体育运动的生存能力,并平衡环境问题与经济成本。然而,体育组织和赛事的行动是不够的。有必要让参与者和观众参与并鼓励他们改变行为。
参与和沟通
该领域以前的工作已经确定,体育可以成为鼓励体育赛事和日常生活中亲环境行为的平台(Casper,2020;Trail & McCullough,2020)。这些沟通平台已被用于提高参与者和球迷对体育组织或赛事的环保工作的认识和教育。由于担心政治化,体育组织对进一步推送信息犹豫不决(Casper,2021)。研究人员应探索外部利益相关者对环境沟通的看法,或观点的缺乏。这一系列的调查可以研究球迷如何看待漂绿以及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体育清洗的影响——碳密集型赞助商将寻求通过与体育赛事或组织的联系来提高他们的品牌价值。体育管理领域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但尚未探讨这些战略对这些赞助有效的条件和程度。考虑到这一调查,研究人员还可以探索外部利益相关者对此类举措和行动呼吁的容忍度,以及真正的环保努力如何提高品牌价值和认知度。气候变化对体育运动的影响大于体育运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凸显了信息传递的重要性,即可以使气候变化与体育迷和参与者产生共鸣。将气候的影响个人化并与之关联起来,会激发人们行为的改变。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了解体育组织和赛事如何减少观众和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关于体育对环境和行为改变的社会影响的说法,如果不能证明这种影响,就站不住脚。
缺少视角
毫无疑问,体育生态学研究领域缺失或出现的其他观点将为体育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更深入的理解。为了鼓励这种进步,应该欢迎来自外部学科的新观点,以推进我们的领域并解决气候变化对体育产业的影响。我不能不提到,体育生态学研究的集体机构将受益于对环境正义的考虑及其在体育娱乐和体育活动中对公共卫生结果的应用(Chen & Kellison,2023;Cunningham,2020)。这些观点可以丰富我们如何处理和联系我们的研究,以实现公共利益,并确保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被贬低和边缘化人群将受到进一步影响(Kellison, 2022)。具体来说,Cury(2023)指出,全球南半球国家在这一研究方向上缺席。全球南半球国家的国家奥委会资金严重不足,人手不足(Chappelet,2008)。因此,他们没有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准备,因为这些国家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最小,但却面临着气候变化的最大威胁。研究人员必须设法为这些国家服务,以符合其文化价值观和自主权的有意义和真实的方式保护其国家体育项目。
结论
事实仍然是,运动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其对环境的影响或大或小,体育运动都有责任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并保护其所需的自然环境;体育产业和专业人士将需要与学术研究人员合作推进并加强他们的环境工作。随着未来25年对自然环境和体育研究的进展,整个体育产业(例如,从业者、学者、学生、球迷、参与者)需要确保尽最大努力减少体育产业对环境的影响。毋庸置疑,将会有更多关于在体育运动与自然环境之间取得平衡的学术辩论和讨论。我们应该欢迎甚至鼓励这些分歧、辩论,甚至是直率的争论,但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努力维持体育和自然环境,我们应该努力保护我们热爱的运动,同时尊重后代在我们为他们创造的可持续基础上继续发展的机会。
编辑:王茜
审核:李垚
原文:
Advancing sportecologyresearch
on sport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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